郑庆昌：从特色到共和_福建省特色研究会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第5 期

从特色到共和

——读《共和观》

郑庆昌

摘要：文章通过评述苏昌培先生的新著《共和观》，阐发了特色与共和思想产生的时代必然、时代意义及其丰富深刻的内涵。

关键词：特色；共和；共和观

继《团结学》、《特色论》之后，苏昌培先生的第三部专著《共和观》面世了。“团结”成学、“特色”为论、“共和”作观，各成一书一说，系列下来，独辟蹊径，自成一体。作为非专业理论工作者，能有这样丰硕的理论建树，实在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共和观》和《团结学》、《特色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又各具特点。三部著作都是把我们平常很熟知的词语概念，提升到更高的乃至哲学层面，赋予新的内涵，形成理论体系。《团结学》是把“团结”这一以往就大量普遍使用的话语和分散在各个方面的理论，进行专题研究，形成系统的团结理论，并尝试建立关于“团结”的学说；《特色论》是把改革开放后，随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命题的提出和实践而日益广泛使用的“特色”这一词语概念，上升到社会发展理论和哲学层面，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特色”的系统理论；《共和观》则是对近些年来日益凸显和频频出现的“和平共处”的观念和以往大量主要出现在政治领域的“共和”这一词语概念，进行历史现实未来全方位的系统思考和提升，建立起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共和”哲学理论。但是，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特别是写作的历史背景和作者思考的自由度、广度、高度、深度不同，三部书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相对说来，《团结学》尚处于政治层面，思想也还不够放开；《特色论》已进入哲学层面，但还比较囿于国内的视野；《共和观》才是真正站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来进行哲学思考。比起前两部著作，《共和观》思考的自由度、容量更大，更有广度和深度。如果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三段论来理解，那么可以这样说，《团结学》处于肯定阶段，《特色论》是否定阶段，而《共和观》则进入到否定之否定阶段。《共和观》克服了前两个阶段许多方面的局限，吸收了其中的积极成果，把对多样与统一、多元与一体、特色与共和矛盾的理解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赋予具有时代精神和人类未来发展价值取向的内涵。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九十高龄费孝通为《共和观》所作的亲笔题词是“唯有多元一体的世界，才能有共和的人类共同创新美好的未来”。费老的题词，提升了这部专著的品味，也点明了全书的灵魂，就象《共和观》封面那一片白云中透出来的蓝天那样，给人一种高远澄明的感觉。

特色与共和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世界多样与统一、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和人类的价值追求。特色侧重反映的是多和异，在多的比较中显示出其特别的优质、特别的出色；共和侧重反映的是一与和，在统一和谐中形成优质、实现优化。然而，就深层本质来说，两者又是一致相通的。没有共和就不会有特色。任何有特色、优质的事物，不仅其内部各个部分、因素、层次要协调，而且它与外部更大系统的事物之间也要保持和谐。反之，没有特色也不会有共和。共和优化的事物一定不是单一的同，而是不同之同、多样之和谐。一个整体中的各个个体越有特色，它们之间就越有互补性，就越能形成优化和谐的一个整体；而就该整体在更大的系统来说，这个优化和谐的整体又一定是有特色的。正因为特色与共和这种内在关系，对特色的深入思考必然引向共和。

从《特色论》到《共和观》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更是对历史、现实、未来，特别是对当今国际国内形势巨大变化深刻思考的结果。《特色论》出版于1992年7月，写作时间在1991年5月~1992年5月间。正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前后，在我国改革开放处于一个重大转折关头的期间。是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还是停留在传统观念和习惯做法上，甚至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去，成为当时面临的严峻问题。历史已经证明，照搬照抄的模式走不通；特色，只有走特色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把中国的社会引向光明的未来。在社会主义前面仅仅加上了“特色”二字，成了新中国历史的又一个伟大起点。研究特色、写作《特色论》，应该说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需要紧密相关的。“南方讲话”的背景孕育了《特色论》；“南方讲话”的精神鼓舞和催生了《特色论》。《共和观》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主要研究成果，其研究写作时间在1996~2000年间，正式出版是2001年11月。这期间，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网络把世界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经济全球化的节奏进一步加快；世界各国政治的相互制约和依赖以及文化的相互融合，使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加入WTO，使我国真正融入了世界的经济体系之中，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这一切都需要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不仅要从中国的角度，更要从世界的角度来思考未来的发展；不仅要跳出传统的模式来考虑特色，更要在全球体系和WTO框架中来把握中国特色问题。如何与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人们和平相处、共创人类的未来，如何在全球体系中、WTO框架下来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问题，是这期间当然也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中心问题。只有“和而不同”，只有在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中才有中国的特色和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谐问题，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环境的良性协调发展问题，就成为了思考的中心。可以说《共和观》正是对这一历史变化深入思考的创新成果。

《共和观》的理论创新和精辟见解随处可见。实事求优、唯优辩证，多元优态，多元辩证法，多元综合创造新活力；和而不同，和贵有竞，和适达道，和谐聚力，和合共兴；和谐范畴是对世界存在发展的新揭示，兼容是和谐范畴的基本特征，整合与重组是和谐的重要内容，正和双羸；发挥和商，扩大情商，提高信商，消除误商；改变均富观念放开创富比较，高科技的拥有才是真正的所有；种族、民族、国家三者不可能战胜，未来战争不可能有赢家，任何一种意识文化都不可能在全球一统天下；社会文明与国际共和的程度必成正比；世界经济共体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共和代表国家走向高度发达民主文明，共和兴世是发展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天地生和谐成一家，生态环境是和周循环的大体系，征服性的现代化不可能进入自由王国，环境优美与社会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是一致的，农村是绿色世界的主体基础；人类最高本能在于创新，哲学创新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不创新又难成大事，变革上推动创新最积极的前瞻步骤，知识正成为创新的主心，优化企业是知识创新的实体，融智比融资是更紧要的创新，改革开放是最根本的创新等等。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哲学家汝信在《序》中写道：“苏昌培同志的新著《共和观》，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开辟了新的视野，从哲学上阐发了“和”的意义和价值”。这段话是对这部著作理论创新的最集中概括。

费孝通先生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的主旨发言，分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了他对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并进而推及21世纪的人类世界，提出“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一方面他指出：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不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发端于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在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应当通过自身的文化个性来予以回应。他认为“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从某种意义可以讲，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具体表现。《共和观》和《特色论》也可以说是对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自觉。

《共和观》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个性化十分鲜明。透过字面，苏先生那表达方式、语言风格、思想境界、感情色彩跃然纸上。源于真切感受与博览群书，发自内心冲动和深刻思考，自然自由。一部理论著作，如此富有个性化，在国内实属罕见。

主要参考文献：

1、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

2、苏昌培《团结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版。

3、苏昌培《特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7月版。

4、苏昌培《共和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5、郑庆昌《新概念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责任编辑：特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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