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特色研究会

立遗嘱

一一俗子

遗嘱，不那么好听的字眼，许多人可能唯恐避之不及。

遗嘱，顾名思义，是对身后事的安排，是有话要交待，让后人如此这般地去做，实现逝者生前牵挂的最后一个心愿。

遗嘱，首先有遗，然后有嘱。有遗，即有什么可以留传下来的东西，物质的或精神的，有嘱，即想对后人说的话，做出的交待。有的人有遗无嘱，虽然有东西要留下来，但自己并不想多说什么，让后人在自己逝世后自行去处理；有的人无遗有嘱，沒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留，但就是想对后人说些什么；有的人无遗无嘱，沒有什么可留，也沒有什么可说，无声无息地"走"了；最后就是有人有东西可留下来，有话要嘱咐后人去办，这种才会产生"遗嘱"。

有了遗嘱的念头，必须付之实施，有两种做法：一是行将就木时，把心里话直接说出来，希望后人照此办理；一是不愿意提早说出来，希望去世后让后人遵照自己意愿去办，那么只是把生前想说的话变成文字留存起来，这就形成遗嘱。

写遗嘱以文字为根据，按法律和有关规定办理，以免失效。留遗嘱一般是老年人的事情，年纪大了，预感来日不长，趁思维还清楚，能够完全表达自己意愿时，留下文字记录。

立遗嘱传统，推测与人类起源紧密相连，先人有话要留下来，后人必须洗耳恭听。后来文字记载，整个封建社会数千年历史少不了遗嘱这一说。古代立遗嘱相对简单，长辈临终前把子孙召到床边，一一交待，办理落实就行了。封建社会"天地君亲师"至高无上，必须无条件尊从，前辈遗嘱也是一言九鼎，不可儿戏。从皇族到庶民，口头遗嘱也就约定俗成，顺理成章地流传下来。

清朝早期发生了一件立遗嘱的趣事一一"密诏传位"，即把口头遗嘱变成文字遗嘱，让后人按皇帝秘密写下的遗言行事，主旨是指定皇位继承人。

密诏传位是清朝皇帝的创举，始于康熙，因为九子夺嫡带来的政治风波，康熙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交接，也为了保护继承人不受到攻击而采取的策略。康熙在位时写下密诏，将诏书藏在了乾清宫正殿上方《正大光明》匾后面。自康熙以后，密诏就成为确定继承人的一个重要方式，正大光明匾也就成了隐藏传位密诏的好地方。除了正大光明匾后诏书外，还有另一份诏书放在别的地方，待君主死后，再将两份诏书放在一起验证，确认无误后，下一任继承者才能承袭王位，成为新的掌权者。

密诏传位也并非万全之策，仍有空子可钻。据传，康熙诏书写的本是"传位十四子"，雍正工于心计，私下搞到密诏，改头加尾，把"十"字改为"于"字，岂不成了"传位于四子"，"名正言顺"地坐上龙椅宝座。慈禧太后更奇葩，不管谁当皇帝，我行我素，三度垂帘听政，47年里实际掌控着朝庭大权，看谁奈我何？

现代进入了法制社会，盛行文字遗嘱，有了许多明文规定。其主要特征为：属单方法律行为，即遗嘱是基于遗嘱人单方面的意愿，表示即可发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遗嘱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有遗嘱能力，不能设立遗嘱；设立遗嘱不能进行代理，如果代书遗嘱，也必须由本人在遗嘱上签名，并要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作证；遗嘱是遗嘱人死亡后才发生的法律效力行为，必须以遗嘱人的死亡作为生效的前提。

立遗嘱成为老年社会的一股强劲潮流，滚滚而来。2019年我国60周岁以上人口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12.6%，整个社会正由"老龄化"快速迈向"老龄"转变。立遗嘱成为许多老人的一桩心事，想立遗嘱的老人越来越多。

中华遗嘱库应运而生，第一个登记中心于2013年3月21日在北京正式挂牌运行，几年来已拓展到诸多省市。

专门的遗嘱机构，只是立遗嘱的一条渠道，成千上万遍布全国各个地方有立遗嘱愿望的老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仍然沿用传统口头交待，有的私下订立待公开，有的写好已经公证，有的与正规机构挂钩，反正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此引起家庭纠纷，对薄公堂，反目成仇的也大有人在。

林子大了鸟也就多了，遗嘱多了节外生枝的事也不断出现。

由于各个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各个人思想品德千差万别，各个老人想法看法千差万别，立遗嘱成为一件难办的事。最为典型的是一些老人把财产赠送保姆、护工，而不留给自己的子女，引发社会广泛的议论和反思。

上海一位老人临终前，在医院立下了一份遗嘱：“我的遗产留给女儿吴某一元，其余财产包括房产一套、存款80万，全留给陈女士。”陈女士，是女儿给老人请的保姆，仅伺候老人3个月。

广东有个小保姆，曾照顾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两口多年，两位老人去世后，她拿出老人生前立下的“遗赠书”，要求按遗赠取得老人的房产。老人的3个子女以怀疑遗赠书的真实性为由阻止保姆入住，最后法院判决：按照遗赠书中的有效部分，保姆获得8分之5的房屋产权。

苏州年近八旬的贾老伯以公证遗赠的形式，将一套市场价超百万元的房产赠送给照顾自己多年的保姆，此事当时也引发轩然大波，众说纷纭。

全国此类事很多，举不胜举。古代遗产包括权位名利，现在比较单纯，权位名不属个人所有，不可遗传，仅余一项"利"，利说白了就是财产。遗嘱重法律，不看情理，所以一旦生效，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情理与法律也有相通互融之处，并不完全隔离和对立。

从情理上来说，父母为养育儿女操碎了心，尤其是在目前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养儿育女更要加倍付出一一精力与财力。当父母年老体衰时，年轻人应给以更多关爱与呵护。这种关爱与呵护不只是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精神抚慰。前面提到的那位得一元遗产的女儿做得十分离谱。用她父亲的话说，就是：从一周一个电话，到一个月一个电话，到三个月一个电话；从半个月来看我一次，到一个月来一次，到三个月来一次，后来半年也未必能见一次了。从女儿家到我家，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而这一小时，对我来说，似乎也太遥远了。伤透心的老父亲，失望决绝的举动，不难理解吧！

全国老人绝对数不断加大，比例趋向上升，更为难办的是失能老人量也很大。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数量约达4250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设想一下，像我们这样国家的老人沒有想过或也不愿立什么遗嘱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估计占50%左右。那么面对这类人群，不必苛求，毕竟立遗嘱有利也有弊，把握不好也会出问题，让他们顺其自然，生不必多费心思，死也不再瞎操心，乐得轻松下九泉。那些下定决心，非立遗嘱不可的人，就算约占20%吧！社会应宽容，各方面包括子女在内需多理解，多服务，多帮助，让他们正确、准确、充分地表达个人意愿，尊重他们的选择，实现遗愿，不留遗憾和遗恨。那么卡在立与不立之间的30%，想立未立，不立又想立，沒有拿定主意的人群，不必焦虑，可进可退，想明白再下决心，只要沒痴呆变傻，主动权永远掌在你自己手里。

想立还是不想立是前提，立好还是不立好看情况，这样立还是那样立靠把握，立前要三思，立中再斟酌，立后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