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声怡：用思想经营农业_福建省特色研究会

用思想经营农业

——关于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的若干思考

吴声怡

一

提笔之际，我想起1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农业产业化和农村改革问题的若干思路》，它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1997年第7期上。

在这篇文章中，我对未来农村及城市宏观经济构架，做了如是整体性描述：

就农村而言，未来的农业经营及管理模式和体制架构应当是，在一个经济区位内，围绕着若干专业大户或农业企业实体，是星罗棋布、自食其力的小康自耕农、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于是，所谓农业大户、农业企业实体，便将是农业商品生产、农业现代化、农业专业化及社会化的中坚。他们既带动广大农户走健康富裕之路，又是农业科学技术、农村政策实施的主导力量，我们且称之为农业企业家阶层。

二

10年后的今天，农业企业家阶层已雏形初成。但认真分析农业企业家的身份，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是否称得上“企业家”我们暂且不论，但他们是否可以叫做“农业企业家”，在我看来，是大有疑问的。

三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农民”的概念界定，是大有问题的。

常识上讲，从事工业活动的人，我们称之为“工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我们称之为“商人”……以至“军人”、“学人”。

但为何“农民”不称之为“农人”，而叫“农民”呢？从文化的深层潜意识看问题，千百年来，中国人从来就不曾把“农民”当“人”看。

尽管圣人们口口声声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为什么他们不说“人为贵”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此不赘述。

四

在美国，农产品销售额在1000美元以上的农户，就是Farmer。在欧洲，拥有1公顷以上土地并进行农产品销售的农户，就是Farmer。

在日本和东亚，有专业农家和兼业农家之分。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是专业农户家庭。农户家庭里有从事农业以外工作的是兼业农家。在日本，兼业农家占80%。

五

有一次，我在南京农业大学的一个农业问题研讨班上讲座，茶歇的时候，有江苏某市农林局的刘小兵处长上前对我说，他曾经接待过一个欧美农业参观团，当他兴致勃勃地向该农业参观团介绍说，本市农民在拉链厂、制鞋厂、塑料厂……的收入如何如何地高，并占了农民收入的85%以上时，这个参观团的每一个队员，一脸茫然：既然二十几年来的大部分收入，靠的是在制鞋厂……的上班工资，他们又怎么还是“农民”呢？

刘处长无言以对，他好像是孔圣人当年游说列国，碰上了“小儿问日”那么简单而又无以对答的问题。

六

这个问题简单吗？其实并不简单。它牵扯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深刻隽永的。

农民孩子小柯，20年前因高考落第，她来到省城福州打工，3年后被永辉超市招为收银员，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她嫁给城里人做媳妇，丈夫是个独子，公婆厚道，家庭和睦，小柯为夫家育一男孩，现已上小学，她讲一口地道的福州话。

但是，小柯还是闽北山乡的农民。为什么？因为她的出生户口是农业户。

七

在福建，有一家响当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大现代农业集团。2007年超大的销售收入38亿人民币，利润17.3亿。但超大的几千员工从来不认为自己是Farmer。人们也从来没有把超大人当“农民”。

有趣的是，超大集团在闽东某县以每亩400元的贴补价向农民租赁1万亩土地生产粮食、蔬菜等农产品。但国家给予的粮食播种面积补贴款，超大一分钱也拿不到。拿到这笔钱的，是已经不种地的“农民”，即租赁土地给超大的原承包户。

八

以上问题提示我们，现有体制意义上的“农民”概念，已不再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日千里的发展要求，“农民”应当正名为“农人”。当然，彻底的变革应当是：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要不然什么“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都只是一句口号，一句空话。

户籍制度，是一种比封建种姓制度（ the caste system）还反动的制度。如果说它在30年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还起到过些许作用的话，那么，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它应当寿终正寝。再无须劳烦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去写洋洋洒洒的论文，论证什么户籍制度的利弊优劣好处害处，SWOT……这些都是假问题。

我们应当把时间和智慧，聚焦在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上来。(责任编辑：特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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